编者按：
谁是引发了希特勒仇恨犹太人的那个男学生？金伯利·科尼什把手指向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位思想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1998年3月9日出版的《林茨的犹太人》（世纪出版社，伦敦，定价17．99英镑）一书中，科尼什推测了当年同在一个中学里的希特勒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相互关系。
从德国奔向黑海的多瑙河刚进入奥地利不远，就流经位于一个宽阔山谷中的林茨城。自从古罗马时代起，林茨就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商贸重镇，它古老的建筑物记载下了许多世纪以来奥地利的权利更迭。如今的林茨是个省会和工业中心，但在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历史中，它却占有另一个特殊的位置。
阿道夫·希特勒曾在那儿上学，并且后来据他在其种族主义宣言《我的奋斗》中透露，他最初的反犹太人情绪就是被该城市的一位匿名的犹太学生所挑起的。这就是导向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条仇恨链上的第一环。
二十世纪中的悬案之一就是导致希特勒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那个男孩究竟是谁。希特勒对这位男孩恨之入骨，而后者也可能已成为未来“元首”施虐的首批受害者。但他到底是谁？他有否成为大屠杀的幸存者？
尽管希特勒在书中没有明说，但后人却有可能对此作一个大致猜测，而这个“大致猜测”非常令人震惊。因为那位林茨的犹太男孩长大以后成了独树一帜的二十世纪思想家，一位首屈一指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一个跟希特勒同样异乎寻常的人。他的名字就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这个故事还有其他更多的细节。纳粹主义和大屠杀都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但他也为斯大林在东欧的胜利助了一臂之力。他是否因为急于想打败希特勒，才秘密采用了罪恶手段来损害作为他第二故乡的英国？
要把所有这些线索编成一个故事，需要有开创性的侦探工作。乍一看来，这些推断似乎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为了说明它的可能性，我们必须首先来看一下造就希特勒和他同学的那个时代，以及说明他们是如何相识的。
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于把奥匈帝国跟巴伐利亚分开的莱因河河畔边境城市布劳瑙。六天以后，一位叫做利奥波丁·维特根斯坦的社会名流在金碧辉煌的维也纳生下了她的第八个儿子，路德维希。
这两个孩子出生在一度辉煌的奥匈帝国走向衰亡的没落年代。奥地利曾经主宰过欧洲的命运，而今普鲁士取而代之，成为德意志的统治力量。奥地利的皇帝统治着从波斯尼亚到乌克兰的一大片国土和各种各样的民族。这个帝国庞大、虚弱，而又笨拙，其贵族精英的最大愿望莫过于自我保存和享受维也纳的繁荣和优雅生活方式。
“那儿没有对于世界市场或世界霸权的野心，”维也纳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评论道。“尽管在军备上花费了巨额款项，但只能保持奥匈帝国在列强中倒数第一的地位……国家机构是由欧洲最好的官僚们以开明和节制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其唯一的缺憾就是将没有尊贵血统和高官厚禄支撑的天才和卓越的首创精神视为傲慢和放肆。”
然而，奥地利确实天才辈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揭示了维也纳上流社会的性精神病；古斯塔夫·克里木特用错综复杂的新艺术来装饰维也纳的家庭，但却被现代主义先驱阿道夫·卢斯的先锋派时尚所取而代之；约翰尼斯·勃拉姆斯仍然出没于富人的沙龙；古斯塔夫·马勒以其感情奔放的音乐冒犯了维也纳的优雅趣味；阿诺德·舍恩伯格使听众和音乐家都惊得目瞪口呆；阿瑟·施尼茨勒记述了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反讽、玩世不恭和自负；而讽刺家卡尔·克劳斯则抨击了资产阶级的伪善和腐败。1889年4月出生的两个孩子之一，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就是在这种思想骚动中成长起来的。他是维也纳一个巨富家族的成员，而面对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人情绪，该家族试图通过皈依基督教来切断跟犹太根基的联系。路德维格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拥有一家钢铁厂，但他通过跟罗思柴尔德家族组建卡特尔而一跃成为奥匈帝国的首富之一。这两个家族一起生产了帝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钢铁，并且控制了它的铁路和轮胎工业。
尽管名义上成了天主教徒，但维特根斯坦家族的犹太根基是众所周知的。家族中的气氛是一种纯粹的高雅文化。勃拉姆斯是家庭音乐沙龙的常客。马勒也是，还有帕布罗·卡萨尔斯也在那儿演奏过大提琴。卡尔·维特根斯坦是视觉艺术的赞助人。他不仅欣赏克里木特的感官效果，也喜欢奥斯卡·科可西卡的先锋派表现主义。
路德维希在14岁以前的知识都是由私人家庭教师所传授的，但他父亲于1904年决定让他脱离这个娇生惯养的高雅文化氛围，把他送到一个偏远省份的国立学校去念书。这里的原因不为人所知，但路德维希的一个哥哥汉斯已于1902年自杀，另一个哥哥鲁道夫也于1904年自杀。他俩都是同性恋者，鲁道夫在绝命信中为自己“反常的性情”感到绝望。路德维希这个尖嗓子和结巴的瘦弱男孩长大以后也成了一个积极的同性恋者。
卡尔·维特根斯坦将他在远隔100英里的林茨里尔学校注了册，路德维希寄宿在一位教师的家里。按照其传记作家的说法，他在看到同班同学时的最初印象是把他们都视为“臭大粪”。他们则把他看作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自命不凡者。他感到非常不快活，功课学得很糟糕，并且没有在那儿呆上很久。
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因令人痛苦，并最终无足轻重而可被人遗忘的小插曲，相反，林茨的里尔学校非常重要，因为那儿另一位学生的行为将开创二十世纪新纪元，这当然是指来自布劳瑙的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出生在一个跟维特根斯坦家族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中，而且他为自己的家庭感到羞耻。他的家族原本来自奥地利北部一个偏僻而荒凉的地区，沃尔德维尔特尔。“近亲联姻在农民中间司空见惯，希特勒的家族也不例外，家族成员中有许多是畸形儿和精神病患者，”罗纳德·海曼在描述“元首”童年生活的《希特勒与格里》一书中这样写道。
他父亲阿洛伊斯是一位私生子出身的农民，好不容易才在地方上混出个模样，作为海关官员，家境也算宽裕。他母亲克拉拉依次作为阿洛伊斯的女仆、情人和第三任妻子，先后在家庭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
她宠爱年幼而多病的阿道夫，但在孩子长大后不断被父亲毒打时却没有去调停干涉。海曼写道，就在她“爱恋、尊崇和顺从”丈夫的同时，“幼小的希特勒懂得了恃强欺弱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希特勒青少年时去林茨的里尔学校上中学，并在那儿被人看作是性格孤僻，成绩很差的学生。就在这时，即1904年的第二个时期，维特根斯坦也来到了这个学校。二十世纪中两个最不同凡响的人物就这样聚到了这所只有300名落榜生的学校里。
尽管年龄相同，但他们却没有在同一个班，因为希特勒留了一级，而维特根斯坦则跳了一级。然而，他们之间却有着奇异的相似之处。他俩都因远离家庭而郁郁寡欢，俩人都觉得很难跟同学们交流。
俩人都以“您”（Sir）来称呼同学，而正常情况下同学间都相互称呼“你”（du）。希特勒这样做是出于孤傲，而维特根斯坦则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两种称呼间的差别。
当时学校的一张照片显示出这两个14岁的学生相距仅一臂之遥。希特勒的神色孤独而阴郁，而维特根斯坦却热切地凝视着镜头。
他俩各自的兴趣也有酷似之处。俩人都沉迷于建筑学和语言的力量。俩人都对十九世纪哲学家叔本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维特根斯坦将瓦格纳的歌剧《名歌手》熟记于心，希特勒也是如此。俩人都有吹口哨的才能，可以大段而准确地吹奏各自喜爱的音乐。根据一位同时代人的记载，希特勒吹口哨时“带有一种奇特而响亮的颤音”；维特根斯坦则常常纠正那些即使是稍微走调的人。
有着共同思想和兴趣的青少年往往能凑到一块儿———但这两个男孩都具有能使他们在二十世纪叱咤风云的倨傲个性。于是冲突便在所难免。
请把维特根斯坦习惯于纠正别人的报告跟以下对于战争首脑希特勒的描述作一比较：“战时有一天晚上，希特勒在用口哨吹奏古典音乐。当一位秘书冒昧指出他吹奏的曲调有误时，元首大发雷霆，高声喊道：‘我没有错，是作曲家弄错了。’”
更重要的是，希特勒懂得他的艺术。他年轻时笨拙的绘画是模仿奥地利大师鲁道夫·冯阿尔特之作；维特根斯坦则来自一个墙上挂满阿尔特作品的家庭。希特勒在学生时代就经常上歌剧院，维特根斯坦也是如此。但对于他来说，上歌剧院那套昂贵的的行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此外，有不少乐队指挥、作曲家和音乐家去他家拜访。希特勒在晚年就曾抱怨说：“珠宝将勃拉姆斯推到了顶点。他在沙龙里被奉为名流。”就勃拉姆斯而言，最大的沙龙就是维特根斯坦家。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竭力否认他来自一个反犹太人的家庭。有些评论家将他迫害犹太人的情绪归咎于他离校后读到过的小册子。但在我看来，光是阅读小册子就会造成这种刻骨仇恨，这种说法似乎荒谬之极。
据记载，希特勒在学校里唯一的朋友，奥古斯特·库比泽克，曾经说过：他在校时就已经“明显反犹太人了”。真正的线索来自《我的奋斗》中的某处，希特勒提起在学校里有一位“我们都不太信任的”犹太学生。
他写道，“各种经历都使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
尽管里尔学校还有一些其他的犹太学生，但是维特根斯坦却完全符合以上的描述。他在诚实这个问题上持一种近乎偏执的态度，并认为诚实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品质。他觉得对人坦诚是一种迫切的需要，所以有时他会主动向别人忏悔。这是一种神经质和孤独个性的普通症状，具有此症状的人把忏悔作为一种建立亲密关系的手段。
在学生时代的密码日记中，维特根斯坦记录了在就读里尔学校后不久，“跟我同学关于忏悔的谈话”；但这种被文雅和有教养的维也纳人视为袒露胸怀的勇敢行为，在不那么高贵的农村孩子眼里也许就不屑一顾，尤其是当这种忏悔给他们带来麻烦的时候。矮小瘦弱、说话结巴的同性恋青少年在学校中往往受到虐待，而当他们泄露真情时就更是如此。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中有一大段攻击学生忏悔和背叛的言论。希特勒最后下结论说：“一个告发同伴的男孩就是实施了背叛，这种行为所反映的心态……跟背叛祖国完全相同。这种男孩决不能被视为善良正派的孩子……小密探长大成为大恶棍的事屡见不鲜。”
这儿能有什么联系呢？希特勒凶恶的父亲已经去世，而孩子也已经开始有行为不端。他被勒令在年底退学。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还讲述了他后来跟其他犹太人交往的经历，试图以此来为他的反犹太主义辩护。但是，里尔学校的犹太学生是作为他第一个，也是唯一作为他碰见的个人，而非类型，来叙述的。希特勒与维特根斯坦之间一定在学校里发生了某件事。我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可能性，即这两个中学生之间的争吵极有可能完全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发展进程。
假如我没弄错的话，维特根斯坦复杂、易怒的个性是造成一系列反犹太人事件的部分原因，这些事件最终导致了灭绝欧洲犹太民族的企图。希特勒本人复杂、易怒的个性受到了维特根斯坦个性的排斥，于是他就将自认是维特根斯坦特定个性中的缺陷加诸整个犹太民族。
与希特勒迁怒犹太人一事密切相关的是，维特根斯坦家族在奥地利工业和文化生活中无可比拟的财富和权力与希特勒作为布劳瑙一个小镇土包子的背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过去有关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的叙述都假定他并不认识任何富有的犹太人。现在问题已经相当明朗———远在敏感的青少年时期———他的同学中就有奥匈帝国由犹太人一手控制的工业部门中最重要的家族成员。
希特勒决不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也决不会没注意到卡尔．维特根斯坦在法国南部度假时的奢靡和放荡———《我的奋斗》对此也作了谴责。他决不会不知道卡尔·维特根斯坦是当时最活跃的艺术运动家，即以古斯塔夫·克里木特为首的“维也纳分离派”的主要赞助人。克里木特有一幅著名作品画得就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姐姐。当这个艺术流派后来分裂时，希特勒是一位在维也纳竭力求生存的艺术家；他很快就成了反维特根斯坦派系的一位死心塌地的追随者。
他似乎从报纸上收集了更多有关维特根斯坦家族的消息，这些在《我的奋斗》一书后半部也有所表现。他恶毒地攻击那些改信基督教，并与雅利安人联姻的犹太人（维特根斯坦家族假装自己祖先中有日耳曼贵族）；那些操纵股市的犹太人（维特根斯坦的父亲经常面对此类公开谴责）；那些欺骗公众的犹太人（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在希特勒必读的报纸上辟有专栏）；那些控制经济的犹太人（维特根斯坦－罗思柴尔德家族是彻头彻尾的“犹太垄断资本”）。
希特勒一生都妄想使林茨成为比维也纳更大的艺术中心。艺术珍品从全欧洲都源源不断地运往这儿的希特勒博物馆。这不仅是为了帮助故乡，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把维特根斯坦家族的鼻子摁到泥地里去，至于维特根斯坦钢铁公司，希特勒在林茨建起了赫尔曼·戈林钢铁厂，并以此兼并了维特根斯坦卡特尔的工厂。
有关林茨和希特勒博物馆的计划对于1945年春天因苏军炮火的迫近而躲进柏林地下钢筋水泥掩体的“元首”来说是一种安慰，这是他一生中未尽的事业——而至于犹太人——他已经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他们现在再也不能嘲笑他了，以后也决不能。
然而，这个故事的真正结局发生在1930年代的剑桥。维特根斯坦中学毕业以后，曾去柏林和曼彻斯特学习工程学：这激发了他对于数学和逻辑学的兴趣，并最终将他引到了剑桥，因为那儿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认为他是个天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出于鲁莽的勇气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时，他就以札记的形式写下了有关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思索。在奥地利和德国战败以后，这些札记被收入《逻辑哲学论》一书出版。这部异常艰深的书被后人奉为经典。它论述了语言和人类思想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用英国哲学家布赖恩·马吉的话来说，它“强调几乎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根本不能阐明，至多只能通过语言来加以表述。”然而在当时，以及其后几十年中，人们都认为它表达了相反的意思。
通过继承遗产，维特根斯坦成了战后奥地利的首富之一，但他放弃财富，选择了贫穷，不要学术地位，宁可默默无闻。他捐赠了大部分钱财以后，去当了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师。他也获得了左翼分子的名声，并与一位朋友议论要“逃往俄国”。
维也纳是敌对政治派别角逐的场所，那种即将造就1930年代英国左翼分子的经历与那些不得不在二十年代中期忍受维也纳生活的人们经历相差无几。但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去俄国，而是作为哲学讲师又回到了剑桥大学。他这样做的理由至今仍令人费解，因为评论家们一致认为他厌恶学术生活和三一学院那帮学究们。
他在三一学院有几位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同时代人，其中有后来成为间谍的金·菲尔比（他于1929年开始进入三一学院）、盖伊·伯吉斯（1930年10月）和安东尼·布伦特（1932年被选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唐纳德·麦克林就读于邻近的三一讲堂。所有这些人都在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之后不久信奉了共产主义。
当然，他们都在三一学院这一简单事实并不说明什么问题——但维特根斯坦全都跟他们认识，或是通过学术工作，或是通过三十年代支配了剑桥的共产主义思想骚动，或是通过他的同性恋倾向——更主要的———是通过“使徒社”（theApostles）这个秘密思想“交流”团体。
维特根斯坦不仅有左翼分子的名声，而且还被称做斯大林分子。我并不想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但下列问题从未得到过满意的解答：在剑桥招兵买马，组织间谍网的苏联特务究竟是谁？曾经有人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名单，但有一个可能的假设就是这位神秘的人物即维特根斯坦。正是这位被人寻觅已久的三一学院同性恋“使徒社”成员征募了布伦特和其他剑桥的间谍。
以前所有追踪征募者的调查人员都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公开的共产党员大学教师或同情者身上。但基于这种假说而进行了长达五十年的缜密侦探工作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人们对于这位神秘的征募者众说纷纭，但大家都同意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可没有人怀疑他也许是二十世纪中最才华横溢的思想家。
维特根斯坦尽管是斯大林的忠实捍卫者，但据我们所知，他却不是位党员；但是他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毫无疑问，他的学生都为他的讲演所打动，并对他那种居高临下和富有魅力的个性所具有的非凡力量作出了响应。“人们简直感觉他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一位“使徒社”成员当时这样说。
在三一学院的教员中间，有哪些人能使学生把他们视为上帝？又有多少人能完全意识到希特勒仇恨犹太人的根源，以及希特勒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中有多少人当纳粹运动在慕尼黑崛起时曾跨国界在巴伐利亚工作过？又有多少人亲眼见过纳粹反政府武装暴动，或是罢工工人横尸街头？还有多少人看到过绝望而又沮丧的犹太人难民翻山越岭，涌入奥地利的？
这个人一定会这么想：“我可以帮忙，我将挑选那些在我看来能推动共产国际事业的人，因后者是唯一主张武装抵抗希特勒的国际组织。”维特根斯坦学过俄语，访问过苏联，并曾经想居住在那儿。有多少其他的剑桥教员会积极地欢迎在斯大林统治下生活的社会？
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以其各种不同的方式，跟剑桥这出间谍剧中的许多演员都有关联。假如这种怀疑是正确的话，那么他的门徒在二次大战中将英国的最绝密情报转送给了斯大林，成为希特勒梦魇的那只“犹太人的”手真的为他的垮台作出了贡献。如果这个假说没错，那么维特根斯坦就是二十世纪中最杰出的间谍征募者。跟菲尔比、伯吉斯、麦克林和布伦特一样，他也逃脱了刽子手的魔掌，而他的老校友和老对手则在柏林举枪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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